論刑事警察出庭作證制度.pdf

1、警察出庭作證問題一直是我國訴訟法學界和庭審實踐中的一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我國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中對警察出庭作證并未做出明確規(guī)定，在隨后頒布的司法解釋中也未做硬性要求。目前，我國于2013年1月1日正式施行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增強了警察出庭作證在法律層面的意義。隨著我國法治進程不斷深入，需要警察出庭作證的情形必將增加，對警察出庭作證的水平要求也在提高。然而，目前我國警察出庭作證的現(xiàn)狀不盡人意。據(jù)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司法界在理論上

2、對警察出庭作證持積極態(tài)度，但實踐中，法官很少或不愿傳喚警察出庭作證，控辯雙方也很少向法官提出要求警察出庭作證。因此，警察不出庭作證在我國是一個普遍現(xiàn)象。然而，警察出庭作證具有多個方面的價值，如體現(xiàn)直接言詞原則，有助完善證據(jù)規(guī)則，有助完善我國訴訟構造，體現(xiàn)警察所承擔訴訟職能，幫助法庭查清案件事實，提高我國證人出庭率，提高我國警察自身素質，對特殊案件也具有認定價值。
　　縱觀兩大法系，英美法系國家警察普遍出庭作證，大陸法系國家在理論上

3、不抵制警察出庭作證，但在實踐中警察出庭作證的情況較少。而我國，刑事警察一般是不出庭作證的。就出庭作證的案件范圍而言，大陸法系國家也不及英美法系國家。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人們觀念上的障礙。英美法系國家推崇個人主義，大陸法系國家盛行集體主義，在我國，作為國家機器的警察機構，其某個成員是否應該以個人身份出庭作證，替代由其單位、機構出具說明并加蓋公章，這種觀念尚需扭轉。就警察個人而言，出庭作證意味著接受質詢，感到身份受到“挑戰(zhàn)”，

4、或許還會因在質證中難以自圓其說而面臨敗訴風險，從而影響國家司法的公信力。二是警察是否具有證人資格的爭議。我國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證人不包括案件偵辦人員，這就將警察排除在出庭作證的證人范圍之外，而只要求其“出庭說明情況”，存有矛盾。警察出庭作證是否就是自圓其說的爭議，也影響其證人資格。三是我國法律中證據(jù)制度和證據(jù)排除原則的不完善。我國法律對于普通證人拒證并無制裁條款，既然普通證人可以拒證，警察也同樣可以，且目前沒有確立起完善的證據(jù)排除規(guī)則并加

5、以踐行，難以推動警察出庭作證。四是我國警察出庭作證制度受到現(xiàn)實條件制約，如受卷宗本位、口供本位觀念的制約，受警務人力資源的制約，受訴訟成本及工作經(jīng)費短缺的制約，受考核獎懲機制不完善的制約等。因此，完善警察在“必要”情況下出庭作證的制度是可能且有益的。具體應包括以下幾點:明確出庭作證警察的身份、范圍，構建警察出庭作證的程序，規(guī)定警察出庭作證的例外情況，改進警察出庭作證的宏觀環(huán)境。同時應從警察出庭作證的前期準備，出庭作證時的儀表和肢體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