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巴蜀易學研究.pdf

1、巴蜀易學是祖國易學寶庫中獨具特色、自成體系的區(qū)域易學，在宋代進入到她的繁榮時期。程頤兩次入蜀，提出“易學在蜀”的口號，引起了人們對巴蜀易學的高度關注。宋代巴蜀易學不僅為宋代蜀學的發(fā)展繁榮作出突出的貢獻，而且在易學儒理化、圖書化的重大轉變過程中發(fā)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對儒理易學、圖書易學、擬《易》學等的發(fā)展、傳播，對傳統(tǒng)易學及宋代易學的總結發(fā)揚上也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復興儒學的歷史召喚中，通過有步驟地繼承和改造傳統(tǒng)義理、象數(shù)

2、易學，宋代易學從根本上改變了漢唐易學的面貌，使易學進入到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宋代巴蜀易學開拓、追尋著全國易學的發(fā)展軌跡，不斷向前邁進。本文正是在宏觀與微觀結合的基礎上，分專題，按時代，逐次地對宋代巴蜀易學作全面系統(tǒng)而深入的闡釋。
　　經(jīng)歷唐末五代的動蕩之后，宋代迎來了學術的春天。復興儒學成為時代的最強音。在易學領域里，宋代學者對傳統(tǒng)的以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疏為代表的玄學易進行了不遺余力地批判，同時努力地向著儒理化方向改造。在這

3、一過程中，宋代巴蜀易學家站在批判繼承的立場上，對玄學易的轉變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論文的第一章就以宋代巴蜀學者對玄學易的延續(xù)與轉變作為研究對象，對任奉古易學派、龍昌期易學派、三蘇易學派及何維翰、任維翰易學派、房審權、毛璞、陳友文等其他諸儒的易學成就，逐次加以深入地研究。綜合來看，宋代巴蜀易家在對玄學易的延續(xù)與改造中，以闡發(fā)儒理，建立新學為宗旨，集多種雜學于一身，大多帶有玄學余風，而以闡發(fā)新儒學義理為歸趣的《蘇氏易傳》則成為宋代巴蜀自我發(fā)展起

4、來的儒理易學的典型代表。
　　在宋代易學的儒理化轉變過程中，程頤最終勝出，成為宋代儒理易學確立的標志，得到后世的共同尊重。論文的第二章以“程頤與巴蜀易學”、“譙定易學及其影響”作為研究內(nèi)容，對“二程儒理易學在巴蜀的初步興起”作了深入的分析。程頤兩次入蜀，并在涪陵北巖完成其易學名著《伊川易傳》。其弟子尹焯在北宋末年來蜀，探訪其遺跡，尋求其《易》著。弟子袁溉則聽從其說，入蜀尋訪，終得薛翁之學。蜀人謝湜得程頤指點，著成《易義》十二卷。譙

5、定雖以程頤易學為宗，卻兼?zhèn)饔惺袢斯偈舷髷?shù)易學。他洞曉諸葛亮八陣圖，重視易象，以為“象之在道，乃《易》之有太極”，學傳劉勉之、胡憲、張浚、張行成、馮時行等多人，形成著名的涪陵易學派，對宋代易學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二程的入蜀經(jīng)歷、程頤在蜀注《易》的事跡、程頤“易學在蜀”之說，以及程頤弟子尹焞、袁溉入蜀求《易》，譙定、謝湜傳播程頤易學，對宋代巴蜀易學的發(fā)展也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作出了重要貢獻。
　　南宋時期，理學在學術論爭中逐漸取代王安

6、石新學，而趨于一尊。正是在這樣的趨勢下，二程儒理易學在巴蜀得到了進一步的發(fā)展。論文的第三章著力于此，對李石、張浚、張栻、李舜臣、李心傳諸程頤后傳弟子之易學作了深入的剖析。綜合而論，李石、張浚、張栻都不廢棄象數(shù)，并繼承漢唐象數(shù)易學，吸收宋代圖書易學，用以闡發(fā)儒理，發(fā)揮其理學思想。李石重視易例，關注《春秋左傳》中的易學內(nèi)涵，從義理、象數(shù)兩方面對易例作了進一步的總結發(fā)揮。張浚一本天理，既注重以心體《易》，又注重其用。張拭重視《系辭》，強調(diào)覺心

7、悟性，而不拘泥于文字訓詁。李舜臣繼承馮時行之學，重視易畫，留心于純正的儒理。其子心傳則宗主理學，而折衷眾家。二程儒理易學在巴蜀的發(fā)展傳播，最終形成了融會巴蜀易學傳統(tǒng)，又積極發(fā)揮理學思想的巴蜀理學易學。
　　宋代儒理易學的進一步發(fā)展，出現(xiàn)了史學易學派。同時，在疑古惑經(jīng)的學術環(huán)境中，宋儒又對《古易》原貌進行探索與恢復，形成頗具時代特色的《古易》學。宋代巴蜀學者在這兩方面也作出了一定的貢獻。論文的第四章就“宋代巴蜀的史學易與《古易》學”

8、作了深入的考察。李杞是宋代巴蜀史學易學家的杰出代表。他的易學既具有史學易學派的共同特征，同時又以構建史學易理論、宗主玄學、兼容象數(shù)為特征，在史學易學中別具一格，尤具巴蜀易學特色。在《古易》學方面，李燾綜合呂大防、晁說之兩家，承上啟下，進一步推動了《古易》學的發(fā)展;稅與權則以邵雍之學為基礎，重編《古易》，發(fā)揮其后天易學思想，大有訂補之意。
　　在改造傳統(tǒng)易學的大潮中，宋代易學還涌動著一股更為新穎的學術潮流，這就是圖書易學的興起。論文

9、的第五章以“宋代巴蜀圖書易學的興起”為題，對宋代圖書易學的巴蜀學術淵源作了探討，對陳摶、周敦頤對巴蜀圖書易學的貢獻作了研究，同時分析了邵雍學術的《太玄》學淵源及北宋時期的巴蜀《太玄》學成就。巴蜀是宋代圖書易學的發(fā)源地，巴蜀易學家是宋代圖書易學的開拓者。陳子昂、宗密、彭曉的學術都被清代學者認作是圖書易學的重要源淵，而陳摶的易圖學傳至劉牧、周敦頤、邵雍，最終形成圖書易學派。周敦頤曾仕合州，易學傳于蜀人傅耆。邵雍之學有著鮮明的《太玄》學淵源，

10、而陳漸、郭元亨、章詧、蘇洵等北宋蜀易學家都對《太玄》作出了深入的研究，并卓有成效。
　　到了南宋時期，巴蜀圖書易學得到了進一步的繁榮發(fā)展。論文的第六章專就南宋時期的巴蜀圖書易學作深入的分析討論。南宋時，邵雍之學通過子孫、牛氏父子及術士等途徑，在巴蜀廣泛傳播。臨邛張行成得邵雍十四幅易圖之傳，并以邵雍先天學為中心，著成“易學七書”，推衍邵雍數(shù)學，闡發(fā)程頤、邵雍儒理，并會通《周易》、《太玄》、《元包》、《潛虛》、《皇極經(jīng)世書》諸易，成為

11、歷史上闡發(fā)邵雍學術最有貢獻的極少數(shù)學者之一。此外，楊甲匯編易圖，進一步擴大了圖書易學的影響。張行成、胡次和等人又以邵雍學為宗主，用圖書易學之方法，對《太玄》學作了進一步的闡釋。
　　經(jīng)過北宋諸易學家對易學的改造與創(chuàng)新，到南宋時，有別于漢唐傳統(tǒng)易學的宋代新易學已經(jīng)建立起來了。朱熹在張栻、蔡元定、呂祖謙等人的切磋輔益下，最終融合象數(shù)、義理，以象數(shù)闡發(fā)義理，發(fā)展完善宋代易學，成為后世易學的宗主，歷五六百家而不替。論文的第七章以“朱熹與巴

12、蜀易學”為研究對象，對朱熹影響下的宋代巴蜀易學作了深入地探討與分析。朱熹長期關注巴蜀易學，在批判吸收中，從蘇氏、譙定、張栻等易學家的易學中獲益良多。同時，通過其弟子等人的宣傳發(fā)展，朱熹對宋代巴蜀易學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曼)淵、陽枋、陽岊、陽恪、家鉉翁等朱熹后傳大力宣揚其學，注重踐履，又日漸出現(xiàn)心學趨向，在象數(shù)、義理上也各有所見，與朱熹之學不盡吻合。魏了翁私淑朱熹，與其弟子稅與權、史繩祖一道，堅持融會象數(shù)、義理，會通程頤、邵雍易學，又學貴

13、自得，重理舊注疏，多有補充發(fā)展之意。
　　論文的前七章雖重視結合全國易學，對宋代巴蜀易學作宏觀地把握，但更多的是對宋代巴蜀易學作具體深入的微觀分析。在這樣的基礎上，論文的第八章站在宋代巴蜀易學的全局上，通過橫向、縱向兩方面的綜合比較分析，總結提煉宋代巴蜀易學的整體表現(xiàn)、特征、內(nèi)涵及其發(fā)展原因等。由此，看到宋代巴蜀易學不僅是巴蜀易學的繁榮期，而且也處于全國區(qū)域易學的領先地位。在宋代巴蜀，易學人物有121位，著述達146部，出現(xiàn)了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