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文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

1、魯迅說：最愛看的作者之一，是俄國的果戈理兩篇佳作同一名——《狂人日記》在中國，俄蘇文學愛好者都會知道果戈理寫的《狂人日記》，而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有些基本常識的讀者不會不知道魯迅也寫過一篇叫作《狂人日記》的小說。僅從兩部作品相同的題目，人們就會自然將兩者聯(lián)系起來。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奠基人魯迅是將果戈理介紹到中國來的第一人，也是譯介果戈理作品最多的一位。魯迅一生重視果戈理，甚至直接拿來果戈理作品的題目為自己的小說命名，其中最根本的的原因在于這兩位文

2、化偉人在思想和藝術上有許多相通之處，而“為人生”又是兩位現(xiàn)實主義大師創(chuàng)作的共同點。從魯迅許多現(xiàn)實主義文學力作中，如《狂人日記》、《吶喊》、《彷徨》等，都可以看到果戈理作品的影子，中國現(xiàn)代文學也曾受到俄國這位批判現(xiàn)實主義巨匠的深遠影響。巴金——中國的屠格涅夫國內外都有人把巴金稱為“中國的屠格涅夫”。巴金喜愛屠格涅夫，他與夫人蕭珊翻譯了不少屠格涅夫的作品。巴金是翻譯家，更是作家，他把翻譯與創(chuàng)作融為一體。巴金首先向屠格涅夫學習的不是如何把性格

3、的刻畫與與對這些性格的社會歷史命運的闡發(fā)更好地結合起來，而是考慮如何從自己特有的角度，將一群風華正茂的時代青年寫進作品里。屠格涅夫筆下的貴族知識青年羅亭、拉夫列茨基、英莎羅夫、葉琳娜（《前夜》）巴扎羅夫、阿爾卡狄（《父與子》）等在生活、戀愛、思考、議論乃至爭辯，他們集中地反映出十九世紀四十至七十年代俄國處于歷史轉折期的時代特征；巴金筆下的青年知識分子吳仁民（愛情三部曲：《雨》）、周如水（愛情三部曲：《霧》）、李佩珠（愛情三部曲；（《電》

4、）、覺慧、覺民、覺新、琴、淑英、淑華（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等為人生、為愛情、為前途而思索、苦悶，徬徨、前行，他們命運的沉浮從一個側面概括了本世紀“五四”時代至四十年代動蕩變幻中的中國社會。繼普希金和萊蒙托夫之后，是屠格涅夫寫出了俄國新一代“多余人”的新特征；也正是屠格涅夫首先提出俄國文學中“多余人”這個名稱，還是屠格涅夫看出農奴制必然崩潰的趨勢，第一個站出來為貴族階級唱一曲哀婉動人的挽歌。巴金創(chuàng)造出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典型—

5、—“多余人”。屠格涅夫的“多余人”對巴金作品的影響，最明顯地表現(xiàn)在《愛情三部曲》中的《霧》里：主人公周如水留學歸來，徘徊于深愛的情人與不愛的妻子之間，踟躕于克盡孝道和著書立業(yè)之間，最終愛情舍他而去，事業(yè)也終成泡影，他只有自殺來求得解脫。在周如水的身上我們似乎可以看到羅亭的影子。巴金曾談到《家》的創(chuàng)作受到《貴族之家》的啟發(fā)：高覺新這一舊社會分崩離析的犧牲品與“貴族之巢”走向衰敗時的拉夫列茨基命運相似，他倆無力與世俗抗爭，最后只有和貴族舊巢

6、一起走向滅亡，為自己唱上一曲挽歌。俄羅斯文學進入中國可追溯至清朝末年。但它真正對中國作家產生影響，還是到了五?四時期。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成長與發(fā)展是與中國現(xiàn)代作家對外國文學的接受同步的。外國文學成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不斷發(fā)展的精神資源。這其中，俄羅斯文學以其獨特的魅力，成為推進中國現(xiàn)代文學走向成熟的主要動力之一。在“為人生”的理念之下，中國現(xiàn)代作家汲取了俄羅斯文學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和對社會歷史進程的高度敏銳的洞察力。每一位中國現(xiàn)代作家以他們各

7、自的藝術氣質，在俄羅斯作家身上尋找著可供借鑒的資源。他們根據自身的藝術追求，借鑒并利用著來自俄羅斯文學的養(yǎng)分，形成了各自獨特的藝術眼光。俄羅斯文學由此而在他們各自的藝術特質的形成過程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譬如，魯迅受啟發(fā)于果戈理，創(chuàng)作出自己的《狂人日記》，完文學經典（如《靜靜的頓河》），必定持激烈的批判態(tài)度。由此，50年代在中國被捧為典范的經典作家，此時卻被貶為“大毒草”。遭此厄運的首推肖洛霍夫。曾經為中國文學批評家津津樂道的“別、車、杜

8、”，此刻也橫遭批判。曾經作為蘇聯(lián)文學可貴的精神價值的人道主義情感，成為批判的重點。不過，有趣的是，在對蘇修文藝的批判中，有時竟也會“歪打正著”。譬如，在批判《靜靜的頓河》這部作品時，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該小說隱含的對蘇聯(lián)那段歷史的批判態(tài)度，指出了作品所隱藏的反烏托邦性。這些內涵自然是要受到嚴厲批判的，但在當年把它當作“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之經典的年代里，竟沒有讀出作品的含義，這一點頗耐人尋味。同時，在批判同時代蘇聯(lián)文學作品時（如《外來人》、《

9、岸》等），竟也能指出作品中的不好的傾向，比如對蘇共政策的圖解、隱含的大國沙文主義傾向等等。只是，這一切評判卻是出自極端激進的立場上，是政治實用主義之下邏輯混亂導致的“歪打正著”?？傊拔母铩睍r期，幾乎所有的當代蘇聯(lián)作家都被扣上了“大毒草”的高帽，唯一能幸免的恐怕就是柯切托夫了，而此人又恰恰是“解凍文學”時期的反潮流者。這也恰好印證了中國‘文革’時期對蘇聯(lián)文學的政治實用主義批評態(tài)度。而從另一個角度上講，我們不得不承認，在蘇聯(lián)文學最紅火的

10、年代里，當我們自覺地把蘇聯(lián)文學捧為經典的時候，其實我們對蘇聯(lián)文學中的最有價值的部分恰恰是缺乏認識的，真正的文學價值離我們擦肩而過了。70年代末，隨著“文革”的結束，蘇聯(lián)文學在中國迅速升溫。其中的原因并不復雜，大約有二：其一，面對“文革”時期文學的幾近荒蕪，中國新時期文學的復興不得不仰仗于已有的基礎，即不得不利用業(yè)已擁有的資源。因此，部分地回到“十七年”，即回到“文革”之前（盡管“十七年”乃“文革”之前奏），是必須的，這是一個不得跳過的階

11、段。而在“十七年”間，蘇俄文學實乃中國唯一較熟悉的外國文學（盡管對蘇俄文學的理解極其片面狹隘），因而，蘇俄文學迅速地在中國得到重溫也就不難解釋了；其二，由于中蘇兩國社會——歷史進程的相似性，對于中國新時期作家而言，當代蘇聯(lián)作家似乎更有親近感，閱讀他們的作品似乎感覺不到異質文化間的隔閡。由此，俄蘇文學，尤其是當代蘇聯(lián)文學，對于70年代末~80年代中期中國新時期文學的起步階段的確幫助不小。這種幫助的形成同樣是由于兩國作家所處的相近的社會——

12、歷史——文學的環(huán)境之故。從“十七年”至“新時期”之初，中國當代文學的發(fā)展進程與蘇聯(lián)文學的發(fā)展進程存在著一種“錯位對應”關系。中國新時期文學正好對應于蘇聯(lián)50~60年代的“解凍文學”。身處中國的“解凍文學”之中的當代中國作家，更容易與那些在“文革”當中受到批判的所謂“蘇修作家”產生共鳴，更容易體悟蘇聯(lián)“解凍”之后蘇聯(lián)作家的創(chuàng)作中所包含的各類情感。拉斯普京、特里豐諾夫、瓦西里耶夫、邦達列夫、舒克申、阿斯塔菲耶夫、萬比洛夫等一大批當代蘇聯(lián)風格

13、各異的作家進入了中國作家的視野并對他們產生了影響。譬如，拉斯普京的小說《活著，可要記?。　?、瓦西里耶夫的小說《這里的黎明靜悄悄……》在80年代初的中國曾經感動過無數(shù)中國的讀者，尤其對于正在悄然改變的中國當代軍事題材文學，更是影響不小。因此，在這種“錯位對應”之下，中國新時期文學早期出現(xiàn)一系列與當年蘇聯(lián)“解凍文學”頗為相似的文學現(xiàn)象，也就不足為怪了。新時期文學伊始曾先后出現(xiàn)的所謂“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乃至所謂“改革文學”，均與蘇聯(lián)當

14、年的“解凍文學”時期的文學現(xiàn)象相仿；王蒙、劉賓雁、陸文夫等一批從“文革”中被解放出來的作家，正是憑籍著蘇聯(lián)文學的滋養(yǎng)，開始他們文學生涯的“第二個春天”的，無怪乎后來當蘇聯(lián)文學解體后，王蒙曾感嘆萬千，書寫了題為“蘇聯(lián)文學的‘光明夢’”一文，借以抒發(fā)情懷。與當年蘇聯(lián)“解凍文學”相似，社會思潮的“解凍”開拓了作家的視野，一批新生代青年作家開始了藝術創(chuàng)作的探新，把眼光投向了陌生的西方文學世界。由此，正如當年蘇聯(lián)文學中曾出現(xiàn)了一批年輕的“異樣文學